莫健伟‧Blog    复制

怎样才是一个具特色的城市？这个问题不好答。

我尝试从《看不见的城市》找寻答案，不过书中马可波罗忆述的城市却如雾如幻，那里的城市景象好像近在咫尺但又无法明状…。

林奇（Kevin Lynch）1959写了一部小品《城市意象》，书中提出一个概念叫“可意象性” （imageability），词义与 “legibility”、 “visibility”相通，意思是指城市的个别建筑或地貌能让人产生强烈的意象；该意象构成观察者的视觉中心点，给予他方向感，甚至在脑里留下清晰而有序的视觉版图。林奇是个城市规划专家，但他无法规范后人如何演译他的话语；今天的城市规划者也抬出“可意象性”的玩意，但它的内涵几乎与建筑地标同义，那怕那些地标要花数十亿元的建造费，而且还是形体怪异的！不需要详细说明！只要看看像条“哭丧棒”的台北101中心、明显是条“光棍”的中环IFC（国际金融中心）就会明白此话的意思，“光棍”这个词很对题，它有无中生有、骗人的意思；金融财技也是一种骗人的技艺！

林奇所言的“可意象性”絶不限于建筑地标，他清楚表明城市或个别地区的视觉元素，与当地的社会文脉和历史是互相呼应而不是割裂的。《城市意象》出版后一年，简雅各布斯 (Jane Jacobs) 出版了《美国城市的生与死》，细说美国城市的街景。尤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对本身居往的社区的描述，那里没有体积庞大、横空竖立的棍状地标；让简雅各布斯珍视的是熟识的左邻右里、在住宿窗户探头与街上行人打招呼的住客、街角的报贩、让阁下安心交托家门锁匙的商店老板或邻居…。简雅各布斯去年过身了；她的《美国城市的生与死》虽然是一代巨着，但也有人批评“简雅各布斯式社区”是知识分子的空想，是从不存在的“看不见的社区”！

我没有住过美国波士顿，更没有简雅各布斯式的理想情怀，理所当然未能领略她描述的社区风情。整个高小、中学的日子，我家从土瓜湾荣光街搬到同区的桥荣大厦。从荣光街徒步走二十分钟便接上马头围道，沿道是多座十数、二十层高的私人住宅。虽然也曾让邻家托管家中钥匙，但从窗户外探却是一条沙尘滚滚的车道，怎样也没有与行人打招呼问好的情趣，反之向驶过的公交车投下盛满清水的胶袋，看胶袋击中车辆后溅起的水花，这类恶行却是常犯！曾在马头围道、马头涌通渡过童年的人也应该不会忘记珠江戏院对面的足球场 ── 那个地面倾斜、把球放在开球圈但球总会自行往下溜走的球场，是“蛊惑仔”和黑帮龙蛇混杂的场所。在这种地方也很难想象简雅各布斯所言的互助的社群。不过，简雅各布斯有一点是准确的，她表示对小孩来说每个社区也是一个冒险乐园，孩子总会按照自已的方法探索社区的街道；我也十分喜欢那种体验犯禁的乐趣。

连接马头围道和马头涌道是两个公共屋邨，一个是马头围邨，另一个是真善美邨

（见图）；前者建于1965年，后者于1966年落成，共有3座，占地面积11,047平方米。马头涌道向东的方向有宋王台公园，再远一点便是已不复存在的启得机场；与马头围道及马头涌道平行相对的还有谭公道、北帝街、炮仗街，这些街道不是车道宽敞的马路，组合起来也有一种“小街”的风景。沿马头角道一直往南则可达九龙城马头，而且途中还会经过一个畜生检疫站，也就是今天的“牛棚艺术村”。

这个地区没有林奇所说具“可意象性”的地标，要找出这个社区的视觉特点实在困难。不过，林奇也说过纵使没有让别人容易认别的亮丽建筑，往在社区里的人会通过自已的方法建构该区的意象。

在我的回忆里，珠江戏院从来不是一座外观惹人注目的建筑；尝试回想它的外貌，但脑里没有浮现任何轮廓，只记得它面向马头涌道的外墙有一幅横向而具大，用铁条建成的广告支架，每当新片上画前夕，架上便挂上多个正方形的画版，油彩工人在画版绘出电影海报的图像。不知何故，广告画里的电影男女主角面孔总带几分浮肿，但我还是认为这种分区作业、画师按原图在不同画版上绘画部分图像但最终又能并贴出完整图像的技法十分佩服。也曾想过要当电影广告画的画师，可幸事与愿违；这个行业已遭计算机喷画取代了。

珠光戏院的魅力不在于它的外观，而是它的政治色彩。它是一家旧式电影院，院内面积宽敞、阔屏幕、设两层售票，屏幕的前台既宽且深，可容得下粤戏表演、杂技表演等活动。同时，它也是一家“左派”电影院，不少七零年代的国产电影都在那里上映；我在半迫半就的情况下，在那里看过“白毛女”、“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说实在的，这些剧场电影非常sensational，也庆幸当年没有错过。

珠光戏院不是马头涌道的唯一的“一点红”，它的邻居就是新华国货公司，也是左派经营的其中一个商场（还有中桥国货公司也在土瓜湾）。当年肯定是在老父严逼的情况下，我穿的衣履如外衣、棉袄、白布鞋（俗称“白饭鱼”）等几乎全都由它来供应。在马头围道与马头角道交界处，是工联会大厦，那显然是左派的“地区总部”了！每年十月，潜藏的政治含量会喷发而出，表现于十月一日、十日的“两个立国日”。从家中窗户往外看，马头围村个别单位的外墙会零散地挂上中国国旗、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街道上满是国旗和彩带，情况更壮观。在九月底到十月初，街上不时传来巡游车队敲向锣鼓，各自宣示互相排斥而又张扬的政治符号。当然，五、六十年代左、右两派剑拔弩张的局面我没有见识过，后辈也絶不敢造次搞事；至少，我从没有考虑投掷“水弹”向两派宣战！我用另一种方式参与他们的政治动员活动。某天，我用报纸包着一个纸鞋盒，内里放了一个破烂的时钟，外面写上“同胞勿近”四个大字，把它放在珠江戏院对面的球场空地。当然，不用一刻钟清洁工人便从容地把它扫掉；毕竟是时代变了，同样是这四个大字在1966年有吓人的威力，十年后却敌不过一根扫帚。后来我看过姜文自导自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戏中的孩童也把文革的政治生活、符号融入顽劣和放肆的童年；我当时感到十分投入，虽然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各自体验中国式的政治文化，但那种重构政治符号和演译政治仪式的方法，竟在不同时空下产生共鸣。

怎样才是具特色的社区？这问题我至今仍无法提出一个令自己感到满意的答案。我相信每个社区都有非常短暂而难以触摸的特点，所谓社区文脉的承传事实上没有必然的延续性，若没有社区居民共同建构及有自有意识地维系社区的回忆，这种特色将随着人口的迁移和大幅度的城区改造而消失。我相信每个社区也有它的政治隐喻 ─ 是国仇家恨也好、是党派之争、种族又或财富不均造成的隐性张力也好 ─ 这一切总会通过社区内某种行为再次重现。还是回到了起点，就像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写了一篇描述土瓜湾社区的文章但最终这个社区的轮廓还是蒙蒙眬眬…。

Italo Calvino, Invisible Cities, London: Vintage, 1997; ? 1974.

Kevin Lynch, The Image of the City, Cambridge: MIT Press, 1960.

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